如上海《北华捷报》在1853年3-4月，亦即太平军攻占南京前后，曾分四期译载了大量的“起义军文告”，内中仅一篇，即杨、萧会衔的《救世安民谕》是太平天国文告的真品，其余都是天地会人员以各种名义精心加以编造的。有意思的是，该报编者按认为其余各篇“似乎颇有道理”，唯独对那篇真品印象欠佳，直指其“充满了盲信的狂热”。而其余的各篇，除了不提“敬拜上帝”之外，几乎无一不强调自己对朱明王朝的承继关系和拥有的传统文化色彩，也几乎无一不申明剿除贪官污吏、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决心。其中部分告示还透露了新王朝行将免粮减赋的信息。除极少数文告外，民族仇恨的色彩均较淡薄。
这些告示，实际上表达了东南各地广大人民对清王朝贪官污吏横征暴敛的切齿痛恨和对新王朝减免租赋的热切希望。正是这些铺天盖地而来的天地会文告，赢得了民心，瓦解了清王朝各级政权的斗志，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军向江南的进军。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天地会活动有基础的地区更爆发了响应太平天国的起义。它们或是效法太平天国的榜样建号称王，如“升平天国”、“定南王”、“镇南王”之类，或自称元帅、都督，遥奉太平天国或“大明天德皇帝”为正统，用“太平”、“天德”等年号。太平天国方面，也有意加强了与各地天地会的联系。有些起义，甚或就有太平天国人员直接参与策划。然而由于太平天国在宗教信仰上的排他性和自身策略上的失误，更由于兵力不足、地理上相距较远等客观原因，加之天地会各山堂互不统属的内在性缺陷，太平天国对这些起义既未能在全局上加以充分的组织利用，也未能在军事上予以有力的策应支援。一些颇具声势的天地会起义因孤立无倚而相继失败。部分起义队伍辗转与太平军会合，进而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