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芬芳就扑哧一笑，笑完又说：“你也算对得起这身警服了。 辞不辞职，现在你得给我个说法。 我二姐说了，她们那边急，时间不等人。 ”
杜湘东便也沉默。 片刻道：“不去了。 我干不了别的。 ”
说这话时，杜湘东似乎并不为难，然而话刚出口，心里还是一痛：这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个“机会”，也意味着他和刘芬芳还得无限期地穷着、分居着。 他又想起了下午与刑警同学的对话。 人家不仅是在解释案子跟踪不下去的原因，更相当于在世界观的层面上启迪他，教育他。 人都活在现在，能顾得上的也只有现在。 而“现在”又是一个飞驰的、稍纵即逝的概念，一旦被甩下，就可能永远也抓不住了。 这个道理同学懂，刘芬芳懂，他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几乎都懂，好像只有杜湘东一个人不懂似的。
然而心里的坎儿终究迈不过去。 杜湘东的思绪飘浮，又回到了多年以前的另一个下午。在那天，姚斌彬入土为安。一个大活人被抓进去，回来的只有一捧骨灰，墓地上立上一块仅注明生卒年份的水泥碑。 姚斌彬生于一九六八，死于一九八九，年二十一。 刚入土的人，按理是该祭一祭的，姚斌彬他妈却没带着水果点心。她在坟前伏了片刻，从怀里摸出一沓纸来，划了根火柴将它们点燃。日光明媚，看不见火，只有一条黑色的痕迹在纸上不紧不慢地啃食。 烧的是厂里给打的医药费欠条，都盖着大红章。 姚斌彬挣的外快都变成了欠条，现在把欠条烧给他，这里面似乎蕴含着不可言喻的公道。